技術一方面提高了生產力，豐富了人的日常生活，但另一方面也導致了技術與人文生活之間的日益分裂。我們知道在古代社會，科學與人文尚未明顯分化因而是能夠融洽共存的，譬如中國古代的周王官學就明確要求學生掌握六種基本才能即“六藝”，——禮、樂、御、射、書、數(shù)。這其中的“御”“射”就是一種技術要求。古時候人被要求“全面發(fā)展”，既要懂禮，又要懂樂，還要懂得射箭、趕車、書法、數(shù)學等知識。古希臘，數(shù)學、幾何學是被歸為人文學科領域的。由此可見自然科學與人文原本是整個人類的知識之樹統(tǒng)一的整體。這個大樹上既有科學，又有技術以及人文。要從人的發(fā)展與社會的實際需要去開發(fā)人的潛質，塑造人格。這就為古代人的“全面發(fā)展”奠定了物質前提，每個人能夠學習到各種技能，以適應有機的社會生活。唯如此古希臘才涌現(xiàn)出亞里士多德這樣的百科全書式的思想家。
但是隨著生產力的發(fā)展和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，社會分工不斷細化，整個學科也越分越細，造就了一大批“專家”。專家大都專精于某一特殊領域的知識，而不是全面發(fā)展的通才。這也許就是人類分工的“二律背反”：一方面，分工提高了生產力，生產出了更多的物質財富和精神產品，體現(xiàn)著社會的發(fā)展程度；但另一方面，分工卻又將人束縛在某個固定的職位上，無暇顧及其他，久而久之導致了人的片面性發(fā)展。而且，人文學科與自然科學開始了越來越分裂的態(tài)勢，自然科學越來越專業(yè)化，技術理性主宰著自然科學的發(fā)展，人文關懷讓位于商業(yè)利潤以及人的各種欲望追求。
當工業(yè)技術文明處在上升的時期，人類歡呼雀躍、憧憬著理性與技術能讓人類漸入佳境、過上美好生活。但冷靜思考我們會看到，人類理性在今天的濫觴也的確產生了諸多的社會問題。有人曾統(tǒng)計，20世紀死于交通事故的人數(shù)遠高于20世紀死于戰(zhàn)爭的人數(shù)。技術這把雙刃劍并不是包治社會百病的良藥，科學技術不能包打天下。因為科學精神、技術理性只能解決日常生活中的有限問題，而人類生活中的更多問題如精神與社會問題科學常常是無能為力的。
人是一種二重性存在，我們每個人既有肉體，也有心靈。人既需要人文，也需要技術科學。英國著名科學家斯諾曾經在《兩種文化》中描述了在大學里理工科學者與人文學者相互輕視的狀況，指出雙方在20世紀的西方社會已達到相互不理解，甚至相互厭惡的境界。斯諾認為“人文”和“技術”在近代以來的分化和難以溝通，這是有效解決世界問題與矛盾的最大障礙。誠然，技術和人文對應于不同的需求層次。自然科學從總體來講，就是滿足人的肉體和生理需要的學問；而人文學科是滿足人們精神和心理需要的學科，其表達的是人的方向性、目的性關懷，是對人生意義與價值的追求。
人的肉體需要滿足，心靈也需要滿足。我們發(fā)展科學技術就是為了讓人們更好地生活，但是它不能解決人的心理精神問題。愛因斯坦就曾強調了人文和科學之間的相輔相成性，認為“科學沒有宗教就像瞎子，宗教沒有科學就像瘸子”。其實宗教的力量就是人文的力量，這也就表明科學一定要有方向，科學發(fā)展的方向性和目的性是通過人文來確定和實現(xiàn)的。強調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是一個人為的劃分，而不是世界的真實圖景。所以哲學家海德格爾主張要回歸人的“生活世界”，找回人與世界的原初關聯(lián)性，因為生活世界是人文和科學相互統(tǒng)一的世界。
對于科學和人文的融合問題，我們從人類古代的教育模式和理念中或許能找到借鑒和啟示。在古代，科技和人文還沒有分開，但到了近代，二者的分化卻衍生出了很多社會問題。當技術無孔不入侵入大眾日常生活的時候，重返古代的科學人文融合模式就越來越難了。我們的社會現(xiàn)在是越來越世俗化了，注重當下、崇尚實用，這不啻是整個社會的世俗景觀。世俗化有好的一面，也有消極的一面。當金錢至上的觀念盛行，物欲橫流，信仰缺失，社會就難免步入普遍平庸的時代，這就難以重新找回有機的社會發(fā)展模式，技術與人文之間的融合就會愈加困難。